iPad商标之争：中国法理再考验

2月29日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公开审理iPad商标权权属纠纷案。笔者简单阐述双方的分歧是：深圳唯冠认为，台湾唯冠出售的iPad商标权，不包含中国内地商标权，且台湾唯冠并不具备出售深圳唯冠iPad商标权的主体资格，尽管两家公司的法人一致，执行该次交易的公司法务代表人也一致。

这意味着中国内地的iPad商标权归属问题上，有可能出现“是按照法律考虑，还是按照道理考虑”的分歧。杨荣山既是唯冠集团董事长，也是深圳唯冠法定负责人、台湾唯冠法定负责人，这三者身份的重叠，是否意味着唯冠集团下属任何一家公司，在获得杨荣山明确授权后，可以经由唯冠集团(同时也是下属各唯冠企业)法务代表人，签署转让协议?

从商业道德的角度来看，这是适用的，原因有三：首先，虽然执行主体不同，但最终执行主体均受控于同一机构或同一人;其次，经过明确授权(这在苹果公司最新出具的法庭证据中已明确显示);最后，如果我们要构建一个诚信的市场，首先应当从企业家诚信和经营诚信着手。

但从商业规范的角度看，就有可能出现问题，原因也有三点：第一，不同地区执行的法律存在差异，台湾、香港的法律条文，并不适用于内地;第二，当前唯冠集团的实际控制人，已经从杨荣山转变为八家债权银行，这个转变从何时开始计算，将决定杨荣山是否有授权转让的权限;第三，唯冠集团并不承认杨荣山进行过相关授权(至少在今天苹果公司出具新的证据之前是如此)。

在结果尚未出来之前，已经有两种激烈的论调。

一种论调认为，如果判决苹果公司获胜，意味着国际公司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远未消除，中国在司法判断与执行上，不利于中国企业。如此一来，中国企业不仅在美国的诉讼遭遇不公，而且会在国内的诉讼也遭遇不公;另一种论调认为，深圳唯冠在整个过程中，先是为了逃避债权方对授权的监管而投机，破产之后则是因为债权方投机而逃避对已实施授权的承认，如果深圳唯冠获胜，并不是企业合法权益的胜利，而是狡辩论、投机论，甚至阴谋论的获胜。

所以，广东高法在最终的衡量过程中，必须考虑到，是从商业道德的角度，鼓励企业家在经营、交易、合作的每个环节，尽量诚信;还是从商业规范的角度，做出硬性划分切割。

同样，对于苹果公司早期购买iPad全球商标权过程中，明知该商标权的确切主体是深圳唯冠，仍然愿意通过台湾唯冠进行交易，进而在事实上帮助出售方回避债权银行资金监管。同时，在交易诉求和交易原因上，也曾对卖方予以目的隐藏，虽然符合商业规范，但是否符合商业道德等因素，广东高法也应当纳入此次判决的综合考虑因素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