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北雁云依”姓名权的创新视角再审视

“北雁云依”姓名权案竟让我首先想起的是一个关于孔子的故事。

鲁国有一条法律，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，如果有人能把他们赎出来，可以到国库报销赎金(或为奖励)。有一次，孔子的弟子子贡(端木赐)在国外赎了一个鲁国人，回国后拒绝收下国家赎金奖励。孔子知道后说：“子贡做错了。从今以后，鲁国人将不会从别国赎回奴仆了。”后来，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，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，子路收下了。孔子高兴地说：“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。”孔夫子见微知著，洞察人情，看得非常长远，实在是了不起。

首先从法律上我们尊重司法判决，我是非常赞同“北雁云依”案判决的。但是，可能从此案以后，中国公民在中华传统文化领域的“姓氏创造力”恐怕就要大大受限，甚至可能归于停滞了。

为何如此说?这起全国首例姓名权行政诉讼案，案件影响是双向的。一方面，该案引出的人大释法，基本确定了姓名权中个人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边界。

因案件涉及法律适用问题，该案于2010年3月被中止审理，经层层报请最高法院，高法又本着公民基本权利需要人大来释法的严谨精神，最后2014年11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《关于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〉第九十九条第一款、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〉第二十二条的解释》。其中明确指出：公民行使姓名权，还应当尊重社会公德，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，但可以有一些例外情形，包括：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;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抚养而选取抚养人姓氏;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，可以取父母之外的姓氏。

于是乎，2015年4月，当地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驳回原告“北雁云依”要求办理户口登记的诉讼请求。

随后最高法还将此案列为指导案例，旨在明确公民选取或创设姓氏应当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观念。要旨在于仅凭个人喜好和愿望在父姓、母姓之外选取其他姓氏或者创设新的姓氏，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规定的“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”。

我们需要尊重司法判决。同时，也不无遗憾的看到，公民取父母以外的姓氏，被原则性禁止了，除非“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，可以取父母之外的姓氏”。换句话讲，公民自由、创新“姓氏”的大门关上了。

中国历史上却并不如此。我们来看看“简”姓的起源。春秋时，晋国有大夫狐鞫居，祖先是唐叔虞的支裔，曾经居住在犬戎部落，别为狐氏。狐鞫居的族人狐射姑与太傅阳处父不和，命鞫居刺杀阳处父，结果被赵盾处死。狐鞫居的封邑在续，死后谥为续简子，他的子孙便以谥号为姓氏，称为简氏。再看复姓司马，源于西周，以官职为姓。这些都说明，中华姓氏是在历史中不断发展的。

中国是姓少名多，西方是姓多名少。中国家国天下的大一统格局下，传统思维是相当重的。即使在古代没有对姓名的严格限制，绝大多数人仍是严格以父母之姓为姓。我们也可以合理地推断，既使没有限制，放开给老百姓名自行取姓取名的权利，仍然会是绝大多数遵循传统姓氏的。更何况，从根本法理上讲，民事领域，法不禁止即自由。姓名权，包括取名权，也包括取姓的权利。可惜这样的姓名权一旦限于取名权，则姓氏的发展、创造、创新可能就要限于停顿了。

承认司法判决是为了尊重司法权威，反思则是为了更好的未来。司法的保守是其固有的本性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好不容易积聚起的创新、创造能力也需要我们的法官们、法律人悉心呵护与鼓励。也许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未来去思考的。